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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產業經濟學者論壇”綜述
時間:2020-03-18       稿件來源: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加快構建“創新引領、要素協同、鏈條完整、競爭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如何強化理論創新,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產業經濟學的學科建設,亟需產業經濟理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由經濟研究雜志社、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廈門大學經濟學院與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南京大學商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文瀾學院、寧波大學商學院、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和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承辦的首屆“中國產業經濟學者論壇”,于2019年9月12—13日在杭州舉辦。來自香港大學、香港嶺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南京審計大學、寧波大學、阿里巴巴集團等全國20余所高校和知名企業的專家學者100余人參加了此次論壇。論壇圍繞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協調與可持續發展、要素支撐、互聯網背景下企業行為與政府管制等主題展開了系統深入的討論,現將會議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 企業創新因素及其效應
  創新是產業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驅動力。與會學者圍繞微觀層面企業創新行為進行了深入探討。浙江大學潘士遠教授指出,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有效設計是驅動高效創新的重要前提。在累積創新框架下,企業面臨著創新速度和創新幅度的優化選擇問題。隨著新經濟的興起,互聯網和大數據不斷介入各個領域,企業創新行為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大數據通過“利潤效應”促進創新的同時也通過“壁壘效應”抑制創新。這對在位企業和潛在進入企業的創新都產生雙向的作用,也給設計合理的數據獲取和使用制度提供了分析和思考的新視角。浙江大學徐蕙蘭博士進一步從企業內部研發激勵設計的角度,探討了企業創新速度問題。她的研究發現,在“贏者通吃”的激勵模式下,研發部門會選擇速度更快但是效率更低的創新行為,從而扭曲創新資源配置。而企業可以通過設置一個逐步增加的動態報酬結構,以改進整體創新效率。
  與會學者還深入探討了不同政策對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東北財經大學陳長石副研究員匯報了其關于國家級高新區設立對企業專利申請和高技術產業發展影響的研究。他發現,高新區的設立能夠通過創新要素投入間接地促進企業創新,從而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這種促進作用在鄰近行政中心的高新區、東部和中部地區的高新區以及面積更大的高新區中更為顯著,而不同層級的開發區之間的競爭則會導致高新區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受到抑制。華中科技大學錢雪松教授以我國2009年出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作為自然實驗,考察了產業政策沖擊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他發現產業振興規劃出臺后,企業專利申請數量顯著增加,企業的政府補助和研發支出顯著提高。但同時企業專利申請數量對研發支出的敏感性顯著下降,表明產業政策沖擊降低了企業研發效率。研究還發現,有創新基礎和對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較高企業,產業政策對其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
  作為產業政策的重要內容,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影響巨大。上海財經大學王佳希博士從企業生命周期視角,探討了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他發現,政府補貼對初創期和成長期企業的創新具有激勵作用,但對衰退期企業的創新則有抑制作用。政府補貼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的作用機制不同。對初創期和成長期企業而言,直接資源獲取和信號傳遞機制居主導地位,而成長期企業還存在策略性的“尋求扶持”行為,衰退期企業的策略性“尋求扶持”行為則會被擠出。因此,政府應結合企業生命周期的階段特征實施差異化的創新補貼政策。南京大學巫強教授匯報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優惠對中國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研究成果。他發現,稅收優惠通過研發經費投入和科技人員投入兩個渠道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同時通過高新技術產業收入間接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另外,浙江大學趙譽聰博士基于我國藥企微觀數據,檢驗了地方政府出臺促進創新的政策對企業研發支出的影響。結果顯示,地方鼓勵創新的產業政策有力地促進了企業的研發投入,但是受廣告和非廣告支出的影響則不盡相同。對于新藥開發而言,廣告行為促進了研發,但是非廣告支出則抑制了創新。
  與會學者還比較深入地討論了開放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師艷敏博士的研究發現,國際市場正向的需求沖擊,通過規模效應和競爭效應促進了我國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但創新質量的增長要低于創新數量的增長。且資本密集型行業以及市場競爭程度較高的行業,其創新效應更加顯著。浙江工商大學諸竹君博士則探討了外資進入對中國內資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認為外資進入會通過溢出效應、低端鎖定效應和競爭逃避效應影響內資企業的創新策略。通過利用我國專利匹配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外資進入總體提升了內資企業的創新數量,同行業外資進入提升了內資企業的專利申請數量和創新效率,但專利質量顯著下降。行業與前沿技術差距越小、地區層面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和技術吸收能力越強,則外資進入對企業創新策略優化越顯著。
  不少與會學者還從全球產業分工的視角考察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潛力和動力問題。南京大學鄭玉博士認為,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框架下,技能錯配會削弱中間產品創新能力,進而不利于企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制造行業的高技能勞動力配置更偏離最優狀態;高技能密集型行業的高技能勞動力配置不足與低技能行業的高技能勞動力配置冗余并存。她認為在吸引和培育高技能勞動力規模的同時,降低高技能勞動力在行業間的錯配程度,為中間產品創新部門輸送足夠“血液”,是中國攀升全球價值鏈高端的重要舉措之一。寧波大學李洪亞博士認為,企業“走出去”尋求更高的技術,對企業技術升級進而加成率提高有重要意義。他發現OFDI技術尋求動機對企業加成率的影響不顯著,但正向影響企業生產率、營收及出口規模。相對而言,東部地區企業的OFDI技術尋求動機能夠顯著提高企業加成率。同時技術尋求動機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工資成本、管理費用、銷售費用以及企業所得稅,從而影響了企業的加成率。因此,企業“走出去”戰略的推進,必須更加注重企業的異質性,做到分類實施。廣東金融學院陳明博士的研究發現,服務貿易自由化顯著促進了制造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且服務貿易引進來對制造業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服務貿易走出去所產生的作用。同時,服務貿易自由化對一般貿易的作用要大于加工貿易,服務貿易自由化帶來先進生產服務技術,從而通過引致創新、垂直專業化等途徑促進了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
  二、 產業綠色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理念是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產業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與會學者圍繞企業在發展綠色產業、低碳轉型、去產能、節能減排等方面的行為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浙江大學張洪勝博士以2003年我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的制定與實施作為擬自然實驗的研究發現,該法律的制定與實施,降低了企業二氧化硫排放強度,但并沒有顯著促進企業新產品產值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法律實施對內資企業、西部地區企業、大規模企業、低生產率企業的排放影響更為顯著。因此,正式法治化規制和前端預防政策,能夠降低企業排污,實現清潔生產。浙江工商大學王海副研究員利用地區新能源汽車政策文本和中國專利申請數據,結合各地區新能源汽車銷量及售價數據,實證考察了地方產業政策對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綠色產業的影響。結果顯示,地方產業政策能夠有效激勵新能源汽車行業創新。但與供給型、需求型產業政策相比,環境型政策更為有效。市場化進程可有效助力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發揮積極作用。
  上海財經大學范美婷博士則認為,能源產業依賴會通過碳強度效應、綠色創新擠出效應、制度弱化效應和能源價格效應“詛咒”地區碳排放績效的改善,使地區經濟在低碳轉型發展中處于劣勢地位。她發現我國省級層面存在碳詛咒效應,能源紅利弱化了地區基礎創新能力和節能技術創新動力,挫傷了綠色技術創新能力,使地區低碳轉型發展缺乏技術支持。中國人民大學張曉兵副教授基于成品油市場,研究了我國石油特別收益金政策的實施績效。他的研究發現,石油特別收益金政策對國內柴油價格水平有正向作用,推高了市場均衡價格。該政策對柴油價格波動有負向的影響,在國際油價增長時降低了國內油價與固有趨勢的偏離。
  除了綠色轉型,供給側改革在促進產業可持續發展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與會學者就去產能和僵尸企業問題進行了探討。東北財經大學于左教授研究了我國煤炭行業去產能對價格的影響。他發現去產能政策以及經營者集中是造成中國煤炭高價的主要原因。去產能導致的供給減少和經營者集中兩種效應均對煤炭企業市場勢力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對企業效率具有負向作用,經營者集中則是通過提升企業市場勢力導致煤炭價格上漲,而非提高企業效率促進價格降低。山東大學李長英教授則關注了企業僵尸化問題。他的研究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整體上降低了企業僵尸化的可能性。從作用渠道上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主要通過企業短期借款而非長期借款影響企業僵尸化,另外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還通過政府補貼、企業稅負、GDP增長率以及失業率等因素影響了企業僵尸化的概率。這意味著在處理僵尸企業的同時,必須正確處理地方政府因應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而導致的繼續輸血和補助僵尸企業的問題。
  三、 產業發展中的要素支撐問題
  金融和人力資源是產業發展的兩大基本要素支撐,其發展績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他產業的發展。與會專家就金融和人力資源問題及其管制進行了深入的研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龔強教授針對金融科技領域頻繁“爆雷”等風險事件,研究了沙盒監管的機制防范風險問題。研究顯示,沙盒能夠通過有效的風險補償和篩選機制提高對風險較大的創新活動的容忍度,但不同監管模式的效率不盡相同。適當的監管力度是沙盒激勵創新的前提,過高或過低的監管力度都會使監管效率與創新激勵失衡,監管科技是提升沙盒效率的關鍵。復旦大學李志遠教授從產業鏈金融的視角,探討了政府設立國家級開發區對當地上下游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他發現,一地區主導產業的發展有利于緩解上下游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主導產業得到政策性扶持后會通過產業鏈金融的方式將政策福利外溢至當地的上下游企業。產業鏈金融的外部性為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寧波大學周新苗教授基于當前我國綠色金融高速發展的背景,研究了綠色金融進程中市場分割對產出波動的影響。她發現,政府干預綠色債券市場對收益率和實際活動會產生顯著影響。僅關注政府綠色債務結構的外生債務政策將引致長期利率下降,減弱綠色投資活動的吸引力。而讓政府對期限溢價做出反應會增加社會福利。廈門大學蔣曉宇博士的研究發現,高資產透明度對銀行系統性風險存在約束作用,同業存單規模的上升會提高銀行的系統性風險。資產透明度、同業存單規模分別會增強和削弱宏觀審慎政策對系統性風險的有效性。以大型商業為主的債權銀行受到同業套利的影響更顯著,而債務方的中小銀行受到資產透明度的約束更明顯。
  人力資源作為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在宏觀和微觀層面深刻影響產業發展的路徑和企業行為。南京審計大學孫寧教授報告了他在勞動力市場中政府介入對市場均衡影響的最新研究。研究發現,最高雇傭規模、最低雇傭規模、強制性雇傭、禁止性雇傭以及上述四種雇傭的組合都可以維持市場均衡的替代性條件。轉移支付政策一定條件下也能維持均衡的替代性條件。因此,廣義區間約束是維持替代性條件唯一可行的政府介入方式。香港大學李晉教授則從企業內部職位晉升角度,討論了企業人力資源動態激勵設計問題。他認為,職位晉升是除薪水外企業內部員工的重要激勵手段。企業內部職位晉升機會的有限供給,可能會導致員工因等待時間過長而退出,或者減少努力。因此,如何設計有效的動態晉升激勵,對于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意義重大。發現最優的動態職位晉升激勵,是基于先到先得和隨機晉升的組合。這種組合有助于通過減少先到者的過度激勵,增加后來者晉升概率,從而達到更大程度調動員工努力在時間上的優化。
  暨南大學李杰教授從宏觀視角探討了我國城市間不同技能勞動力的分布效率問題。他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發現中國不同技能勞動力在城市間的分布存在扭曲,而二線及以上城市(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的歧視是造成扭曲的主要原因。2010年2654%的低技能勞動力沒能流入大城市,導致加總產出損失617%。同時,降低大城市低技能勞動力的住房成本可以優化城市間不同技能勞動力的分布并提高城市加總產出。北京大學余爽博士探討了異質性人力資本、市場潛能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她發現,市場潛能的提高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但由于“價格指數效應”存在,高技能人力資本聚集會擴大城市的制造業份額,從而降低當地物價并吸引大量勞動力流入,拉大城鄉收入差距。同時,高技能人力資本的聚集速度快于國內市場增長速度,廠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和節約運輸成本,會傾向于在高技能人力資本密集的城市建廠,擴大城鄉收入差距。
  中央財經大學馬寧寧博士基于1986—2008年農業部固定觀察點數據,考察了土地流動對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的影響。他發現,歷史上土地產權保護更好的村莊,改革開放以來的土地流轉率更高。但土地流轉并沒有提高平均農業生產率,只有當經營土地面積足夠大時,土地流轉才能提高農業生產率。而且,土地流轉讓更多人從事非農就業,提高了打工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提升了居民福利水平。因此,農村土地“三權分置”需要進一步強化穩定經營權,促進土地流轉,提升農業競爭力。同時,鄉村振興戰略應注重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以促進非農就業為重要抓手提高農民收入。
  四、 互聯網背景下的企業行為與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是產業經濟學中的經典問題。在新的經濟形態下,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和平臺企業的不斷涌現,企業行為以及政府管制規則將面臨巨大的變化。與會學者就相關的理論和政策問題,也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討。
  網絡經濟背景下,平臺競爭成為重點,多位學者的研究關注了平臺競爭行為問題。清華大學高明助理教授研究了多產品銷售平臺的接入定價策略問題。研究發現,平臺對于消費者的接入定價策略存在多樣選擇,大的平臺(或商家)傾向于補貼消費者,而小的平臺(或商家)傾向于收費。當商家擁有更大的議價能力、更高的交叉價格彈性、更低的消費者需求彈性時,會更加支持補貼行為。當商家利潤份額加總不超過1或者商家收益份額加總不高于每個消費者的成本時,對消費者接入收費是一種更優的策略。浙江工商大學婁朝暉副教授進一步探討了用戶歸屬行為與平臺的雙邊福利問題。他基于我國菜鳥與順豐數據接口之爭的案例研究,指出數字技術集成應用系統介入傳統產業,組成了連鎖嵌套平臺鏈,呈現出不同于傳統平臺的“縱向差異化互補平臺兼容競爭關系”特點。他發現兼容條件并未減少用戶多屬行為及其福利效果,因此即使是已經兼容的互補平臺,政府仍需規制其限制雙邊用戶多屬的排他行為。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周孝博士和北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雷陽博士都探討了網絡平臺的縱向一體化問題。周孝博士認為,受網絡外部性特征的影響,平臺企業縱向一體化行為對市場競爭與社會福利的影響是不確定性的。他通過對B2C網絡購物平臺縱向一體化分析發現,平臺縱向一體化后對消費者的收費將提高,對商家的收費會降低。平臺實施縱向一體化的內在激勵與間接網絡外部性正相關,與平臺服務的差異化程度負相關。平臺企業的縱向約束會改變受約束用戶的單歸屬偏好,最終引起市場兩邊用戶在平臺之間的轉移。平臺企業實施的縱向約束將對市場兩邊用戶產生方向相反的影響,且其差異將隨著縱向約束強度的提高而增大。雷陽博士則從行業整體層面探討了縱向一體化的內在驅動機制。他發現,產業間的供給或消費關聯程度越強,買方產業效率越高,賣方產業在產品市場中的重要程度越高,則縱向一體化活動越活躍。同時,產業政策、市場勢力、不確定性等產業沖擊,也會對縱向一體化活動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江西財經大學王自力教授研究了忠誠折扣、轉售價格維持與異質零售服務定價的關系。研究發現,在高異質需求區間,通過累進忠誠折扣合約設計,使得“高服務投資+高銷量”和“低服務投資+低銷量”成為納什均衡。在中等異質需求區間,轉售價格維持是實現最優均衡的充要條件。在低異質需求區間,限定區域銷售能替代轉售價格維持解決搭便車問題。山東大學李若辰博士報告了其關于平臺基于消費者囤貨行為的價格歧視問題的研究。他發現當產品差異性相對于交易成本足夠高時,消費者囤貨行為可以作為壟斷企業實施價格歧視的工具,且整體上提高了囤貨者的福利。浙江財經大學甄藝凱博士則探討了在伯川德競爭下,當面臨不確定性時在位企業和潛在進入企業的定價策略。他通過引入產品匹配問題,刻畫了一個唯一的對稱完美貝葉斯均衡。在這個均衡中,企業的進入策略由匹配概率決定。同時,他發現進入成本的增加反而會增加潛在進入者進入的預期利潤。
  阿里巴巴集團袁哲博士以美國網絡通訊的頻段許可證拍賣為例,研究了資源互補性與許可證打包拍賣的問題。他通過構建一個具有相互依存的市場、不斷演變的競拍者信念進入博弈模型來估計許可證互補性的大小關系。研究發現,互補性的1兆赫頻段許可證平均意義上對大企業值918億美元,而對小公司只值12億美元。因此,資源打包拍賣有助于增加政府收益。而打包拍賣如何揭示競拍者的信息則取決于資源打包的形式和規模。上海財經大學張軍博士以上海2005—2016年家用轎車市場相關交易數據為基礎,結合縱向寡頭競爭模型研究了相關市場界定問題。他發現,市場上國產車與進口車彈性分別為1479和2735。模型測試結果顯示,第二層分類(產地分類)下的國產車均構成相關市場,但進口車對于不同車型具有不同的表現;第一層分類(車型分類)市場界定結果顯示所有車型均構成相關市場。
  最后,就如何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反壟斷政策體系,香港嶺南大學林平教授在主旨報告中提出了他的思考和建議。他認為,打擊和禁止卡特爾行為是各國反壟斷執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自2008年出臺《反壟斷法》以來,旨在瓦解卡特爾協議的寬大政策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首先需要從法律約束上重構,改變卡特爾成員企業對自首后境況的預期。應建立“全國+地方”二級卡特爾舉報人獎勵制度和“中國反壟斷基金”,以鼓勵掌握相關實質信息的人員向執法機構舉報卡特爾行為。另外,對于近年國際反壟斷領域熱門討論的“數字卡特爾”問題,他認為,必須審慎對待新領域,要基于產業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充分權衡企業創新激勵與消費者隱私和利益保護問題,前瞻性地做出政府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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